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浅谈白酒文化
如今全国各地酒类市场比较复杂和混乱,竞争非常激烈,为了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各大厂家使劲浑身解数,想尽各种方法,方式方法层出不穷,变幻莫测,但所有酒类唯一不能变的是历史是文化,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从古至今多少名人志士为酒疯狂。
中国的白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酒种之一,其他两种分别是亚述地区先民创造的啤酒,中东西河流域创造的葡萄酒。
中国古代文化学家柳活征先生就说:“古代初无尊卑,有种谷做酒之后,始以饮食之礼而分尊卑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从有酒就开始了,百礼之会,非酒不行。从西周开始酒就首先用在祭祀礼仪中,几乎无酒不成礼,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我国历代倡导:饮酒有类,酒表有仪,酒杯有艺,上酒有序,开瓶有本,倒酒有方,配菜有别,,等饮酒文化。
古往今来,上至王侯将相,下到黎民百姓,很少是为了饮酒而饮酒,即便是形态层面的饮酒,表达的也多是精神层面的主旨。可以说,中国的酒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客从远方来,无酒不足以表达深情厚意;良辰佳节,无酒不足以显示欢快惬意;丧葬忌日,无酒不足以致其哀伤肠断;蹉跎困顿,无酒不足以消除寂寥忧伤;春风得意,无酒不足以抒发豪情得意。皇帝登基、天下太平要喝酒,将军凯旋、举子及第也要喝酒,老百姓打了粮食也要喝酒……。酒真正成了人们表达感情,寄托理想,增进友谊,扩大交往,调节生活的不可缺少的精神灵物。 时至今日,行业人士更认识到白酒与文化,就是一种天生的缘份,或者说,白酒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因此白酒在酒文化建设上,更是使尽十八般武艺进行着大量的探索和实践,许多酒厂更是在白酒文化潮流中,制造出了分门别类的白酒文化派别。 历史文化型:立足于酒的生产历史或历史典故、名著、名人文化。如水浒酒、板桥宴、太白酒、杜康酒等。 地域文化型:基于产地原因,如地域的个性文化、名胜古迹,或者地域性的历史文化或者地域性的人物。如黑土地、杏花村、茅台、泸州老窖、肖尔布拉克等。 酒窖文化型:主要宣扬酒的制造工艺和历史悠远。如道光二十五、水井坊、老酒坊等。 哲理文化型:更多地体现一种人生价值和生活哲理。如舍得酒、难得糊涂等。 情感文化型:实现情感的寄托,引起品牌理念和消费理念的共鸣,使产品和情感融为一体,如金六福、孔府家、贵州青酒、金世缘等。 民俗文化型:基于地方民俗特色,如“福、禄、寿、禧”酒、恭禧发财酒、金满堂等。 热点文化型:对当前市场上的“文化热点”实行“拿来主义”,“现炒现卖”。如天下粮仓酒、笑傲江湖酒、刘老根、大宅门酒等。 概念文化型:采用创新性产品概念作为产品文化。如宁夏红、天冠纯净酒、昂格丽玛奶酒等。 祈愿文化型:以积极的、健康的角度表达祝愿。如一帆风顺酒、锦绣前程酒、太平盛世酒等。 我国是制曲酿酒的发源地,有着世界上独创的酿酒技术。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坂口谨一郎曾说中国创造酒曲,利用霉菌酿酒,并推广到东亚,其重要性可与中国的四大发明媲美。白酒是用酒曲酿制而成的,为中华民族的特产饮料,又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蒸馏酒,通称烈性酒,成为全球酒类饮料产销大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 白酒起源于何时?何人始创?迄今说法尚不一致。从商代甲骨文中已有“醴”字,淮南子说:“清醴之美,始于耒稆”。《尚书说命》记载:“若作酒醴,尔为曲糵”。最早的文献记录是“鞠糵”,发霉的粮食称鞠,发芽的粮食称糵,从字形看都有米字。米者,粟实也。由此得知,最早的鞠和糵,都是粟类发霉发芽而成的。《说文解字》说:“糵,芽米也”。“米,粟实也”。以后用麦芽替代了粟芽,糵与曲的生产方式分家以后,用糵生产甜酒(醴)。商、周一千多年到汉朝,糵酒还很盛行。北魏时用榖芽酿酒,所以在《齐民要术》内无糵曲的叙述。1636年宋应星著《天工开物》内说:“古来曲造酒,糵造醴,后世厌醴味薄,逐至失传”。据周朝文献记载,曲糵可作酒母解释,也可解释为“酒”。例如杜甫《归来》诗里有“恁谁给曲糵,细酌老江乾”;陈騊声有“深深曲糵日方长”的诗句,这里“曲糵”也是指“酒”。 曲在《辞源》的解释为酒母,酿酒或制酱的发酵物,亦作“曲”。曲或鞠的简化字为曲。酒曲的发展,经过不断地技术改良,由散曲发展到饼曲,终于形成了大曲和小曲。大曲中主要微生物是曲霉,适宜于北方天气寒冷的各省。制造大曲的原料为大麦、豌豆或小麦,例如前者为汾酒、西凤酒大曲,后者为茅台、泸州酒曲等。因制曲原料为麦类,常称为麦曲,其形状似砖,又称砖曲,其曲块大和用曲量多,通称大曲,用于酿造我国的传统工艺名优白酒。小曲酒主要微生物是根霉和毛霉,在南方亚热带的温暖气候,有利于生产小曲及其小曲酒。制造小曲的原料为大米或稻糠,有的加入中草药,如邛崃米曲、董酒米曲;有的不用中草药,如厦门白曲、稗木镇糠曲等。1982年,法国微生物学家卡尔麦提(Calmette)在中国小曲中发现一种糖化力强的根霉,利用此种霉菌生产酒精,定名为阿明诺法或淀粉法(Amolproetzz),1985年正式投产。1956年,方心芳先生开始将小曲分离出的根霉分类及重要的生理特性的研究,确定了根霉是小曲的主要糖化菌。 白酒所应用的酒曲,大概可分为小曲、大曲和麸曲三类。小曲到南北朝时,已相当普遍生产,到了宋代时又有重要的改进,其根霉小曲成了世界最好的酿酒菌种之一。这种根霉小曲传播很广,如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尼泊尔、不丹、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日本(在绳纹末期从中国传入了稻作技术和造酒技术)都有根霉小曲酿酒,产品受到国外人民的青睐。 麸曲是方心芳先生研究高粱酒的改良,提倡用曲霉制造酒曲,又称快曲,因制曲时间短而得名。制曲后,麸曲直接作为糖化剂,一般用量较大,仍有误称为大曲。酿酒必先制曲,好曲酿出好酒,这是培养有益菌类,利用自然界或人工分离的微生物,分泌出许多复杂的酶,利用它的化学性能来完成的。 白酒酿造始于何人?其说法不一。从战国时期《世本·作》:“仪狄做酒醪变五味”,这是造酒最早的文字记载,传至周朝,更有汉朝许慎《说文解字》“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口尝之而美,逐疏仪狄。杜康作秫酒”。至今杜康造酒之说广为传颂,及至日本人将酿酒工统称“杜氏”。更有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人认为杜康是酿酒的祖师爷,这是一种悖论。宋高承在其《事物纪原》一书中说:“不知杜康何世人,而古今多言其酿酒也”,说明杜康究竟是哪个时代人,尚未搞清楚,何况当年杜康酿造的酒绝非今日的蒸馏酒。 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微生物学原理推测,认为酒的起源,最早出来是水果酒,其次是奶酒,最后发现为粮食(谷物)酿造的蒸馏酒,这是讨论的课题。水果中含有糖类的果汁,如暴露于皮外,果皮上常附有酵母,在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果汁就会发酵成酒。动物家畜的乳汁,其中含有乳糖,同样经酵母发酵为奶酒。谷物酿酒要复杂很多,粮食中为碳水化合物不是糖而是淀粉,淀粉需要经淀粉酶分解为糖,然后由酵母的酒化酶将糖变成酒。我国粮食酒中最早出现是黄酒,称为酿造酒,又称发酵酒,是不经过蒸馏的,随后才会出现为现在的蒸馏酒,即中国白酒,这与蒸馏器有关。 白酒在唐朝又称为烧酒,历代诗句中常出现烧酒。白香山有诗云:“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雍陶亦有诗云:“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可见当时的四川已生产烧酒。古诗中又常出现白酒,例如李白的“白酒新熟山中归”;白居易的“黄鸡与白酒”,说明唐朝的白酒就是烧酒,亦名烧春。研究白酒的起源,必先以蒸馏器为佐证。方心芳先生认为宋朝已有蒸馏器(《自然科学史》6卷2期,1987年),但他在1934年时曾说我国唐代即有蒸馏酒(《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调查报告》第7号)。1975年在河北承德市青龙县出土的金代铜质蒸馏器,其制作年代最迟不超过1161年的金世宗时期(南宋孝宗时),认为可信无疑。据西方在10或11世纪发现蒸馏法以后,就可能由发酵的饮料中得到较早的乙醇(酒精)。但在16世纪以来,由谷物原料直接制备乙醇,其酒精和水的类似饮料产品,就被广泛应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白酒行业迅速发展。从白酒质量看,1952年全国第一届评酒会评选出全国八大名酒,其中白酒4种,称为中国四大名酒。随后连续举行至第五届全国评酒会,共评出国家级名酒17种,优质酒55种;1979年全国第三届评酒会开始,将评比的酒样分为酱香、清香、浓香、米香和其他香五种,称为全国白酒五大香型,嗣后其他香发展为芝麻香、兼香、凤型、豉香和特型5种,共计称为全国白酒十大香型。从白酒产量看,1949年全国白酒产量仅为10.8万吨,至1996年发展到顶峰为801.3万吨,是建国初期的80倍,近几年来基本稳定在350万吨左右,全国注册企业达3.7万家,从业人员约几十万。从白酒税利看,每年为国家创税利约120亿以上,仅次于烟草行业,其经济效益历来是酒类产品的前茅。从白酒科技看,中央组织全国科技力量进行总结试点工作,如烟台酿酒操作法,四川糯高粱小曲法操作法、贵州茅台酿酒、泸州老窖、山西汾酒和新工艺白酒等总结试点,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业内人士一致认为总结试点就是科研,科研就是发展发生力。从白酒工艺看,它的生产可分小曲法、大曲法、麸曲法和液态法(新工艺白酒),以传统固态发酵生产名优白酒,新工艺法为普遍白酒,已占全国白酒总产量70%。从白酒发展看,全国酿酒行业的重点,在鼓励低度的黄酒和葡萄酒,控制白酒生产总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节粮和满足消费为目标,以认真贯彻“优质、低度、多品种、低消耗、少污染和高效益”为方向。 白酒是我国世代相传的酒精饮料,通过跟踪研究和总结工作,对传统工艺进行了改进,如从作坊式操作到工业化生产,从肩挑背扛到半机械作业,从口授心传、灵活掌握到有文字资料传授。这些都使白酒工业不断得到发展与创新,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一批厂家成为我国酿酒的大型骨干企业,为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应继承和发展这份宝贵的民族特产,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酒文化,使白酒行业发扬光大。
中国白酒五大文化派系
随着中国市场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大众对酒类消费价值的评定,已经从单一的满足基本的心理需求,上升为对归属、尊重和地位等方面的情感追求。白酒已不是一种单纯的商品,它已经脱离了产品本身的产品性能,在消费者消费价值观念的支配下,已经变成了一种实现情感寄托和自我价值满足的消费载体。因此我们说,酒不但是物质的商品,更应该是情感的商品,实现情感价值的满足和升华反映到市场中,就是酒的文化内涵。纵观中国白酒市场,从上世纪90年代初正式步入营销时代以来,就在不断地探索着一条长远的发展之路,从广告战、通路战、终端战,再到促销战、品牌战,演进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以产品和品牌文化内涵为核心,以整合营销理念为手段的全新市场竞争业态,文化已经成为白酒品牌的生命和灵魂。以人性原则为基础,以产品文化品位、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为诉求的营销时代已经到来。为了进一步探讨、研究白酒文化现状和发展,笔者把现今市场中有代表性的品牌,按其文化诉求点的表现不同,做了五大派系的分类,希望能给与读者在认识白酒文化、理解和运用文化上有所帮助。
1、历史性文化。
白酒是中国的一大历史遗产,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结晶,在渊源的历史推进中,白酒沉积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势能。历史文化是白酒品牌最有爆发力的能量,它可以使白酒品牌与生就具备一种历史神秘色彩,这种神秘色彩在市场中,形成的一种消费向往的激情,增强了产品的品位价值和品牌的信誉度,在丰富品牌内涵和提高品牌质量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受白酒生产工艺的影响,“酒是陈的香”的消费观念,已经根深入消费者的思维中,在消费者看来,白酒的历史文化就代表着产品品质,代表着一种尊贵。因此,白酒产品的历史文化,是产品进入高档市场销售的核心基础,它将更长久的主导着白酒品牌的发展。像以茅台、五粮液为首的传统白酒品牌,都是中国酒文化的典范,是历史文化给与了他们品牌的支点。另外,近几年风靡高档酒市场的水井坊,也是充分利用了其原产地域历史文化作为支点的结果,水井坊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中国白酒市场品牌发展的必然。
2、情感文化。
现代人在一种高强度、快节奏的环境下生活,要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人们对精神生活和精神情感的需求日趋强烈,为了摆脱或者适应这种环境,人们往往借助一种情感化的商品来实现情感的寄托。白酒产品通过寄托情感的宣扬,可以引起品牌理念和消费理念的共鸣,使产品和情感融为一体,在产品具备一定生命力的同时,也使品牌具备了自己的个性和品位,提高了产品的消费价值。“金六福”,通过“幸福的源泉”品牌理念渲染,形成了以“福运”为核心的福文化,依托福文化策略打动消费者的心,并且通过一系列信息的传播,使狭义的福文化走向广义的福文化,由个体的福,走向民族的福,最后定位世界人民共同的福,构建整个金六福的品牌金字塔;“孔府家”的成功,也是其“家”文化的运用成功;同时“贵州青酒”的友情文化在其市场操作中也启到了很大的情感传递作用。
3、个性文化。
1998年“酒鬼酒”高举个性品牌文化的大旗,在市场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整个中国白酒市场形成了一片“酒鬼”潮;随后做电器起家的云峰酒业,也以其“小糊涂仙”个性“糊涂”文化的诉求成功,至今生畅销与市场;还有像“百年孤独”等品牌都是个性文化的成功典范。以上这些品牌个性文化的诉求成功,大都是借助人们一种情感的极端作为核心,虽然从伦理和道德上不能成其为是一种好的文化,但是这种极端文化确实代表着一种情感的向往,在很多消费者的内心深处占据着很大的思维空间,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情感的升华,拥有着这种个性文化的品牌,往往在短期内能够形成品牌、产品和市场的互动效应。
4、概念文化。
白酒是饮料的一种,其产品同质化很强,近几年很多品牌为了增强产品和品牌的个性,采用创新性产品概念作为市场的区隔策略,在求新求奇的消费心态引导下,也在市场中取得了一定的市场效应。像“宁夏红”的“枸杞健康”概念,就是在白酒的基础上为了迎合消费者健康需求,开发出的创新性产品概念,使其品牌超脱竞争激烈的传统白酒市场,既不失白酒的性能,又拥有了创新性发展空间;还有“天冠纯净酒”的“纯净”概念、“昂格丽玛”的“奶酒”概念,也是为了实现一种在传统产品上的概念超脱。
5、地域文化。
中国地大物博,每一个地域都有其适应当地的个性文化氛围代表,这种文化可能是一个名胜古迹,也可能是一种地域性的历史文化或者地域性的人物。这种当地认同性的文化在其它地域市场可能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但是在当地市场的文化忠诚度很高,能够形成区域性市场的消费情感认同,并形成市场共鸣效应。中国现在有几万个白酒品牌,大都是属于这种地域性的品牌,这些品牌之所以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生不衰”,最主要的是他们有很大的一部分当地的忠实消费群体。
中国人对酒的热爱,使之创造新酒的乐趣一直不中断。只要不在饥荒年代,新酒就屡有创新,新中国成立后,江西创造了四特酒,后来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称之为“特香酒”。上世纪70年代,随着粮食的丰产,各省酒厂的热情投入,各种新酒的创造层出不穷,湖北的白云边酒为所谓兼香,山东的景芝酒为芝麻香,湖南的酒鬼酒为馥郁香。这种创造精神,促使酒类的管理机构和专家们不断召开各种类型的研讨会,用来命名各种新香型,争论和协调中,一个个的新名酒诞生了。
但是,以中国地域之辽阔,以及中国人对酒的极端热爱,光用香型来分类新酒种总会有词穷的一天。一个陌生的远在众人视野之外的小县城也可能生产出一种新香型的白酒,然后强烈要求命名权,但是往往是不可能的,专家们对香型的命名,还包括对生产企业的综合认可,比如生产量,再比如经济实力,否则,命名也会落空。但是,一旦一个酒厂挣到了钱,往往可以召开自己的研讨会,最终要求名正言顺。夹在这种种矛盾之中的,以香型为主的分类的体系,总有穷尽的时刻。
就因为这种分类体系的不完整性,所以我们这次考察中国酒类没有继续按照香型,而是以香型结合地理划分,将中国白酒分成了八个体系,这种分类方式有其合理性,白酒本来就是带有严格区域地理特征的产品,比如虽然都是酱香酒,在茅台镇生产的才是茅台,在贵州遵义生产的就是珍酒,即使技术、原料和整个程序完全一样,最后的产品还是有所区别;再比如都是浓香酒,四川所生产的浓香酒就分成两个类型,更不用提江淮生产的浓香酒,在这里面,地理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四川浓香酒的香味来自于窖泥,来自于湿润温暖气候造成的大量微生物群落,也来自当地粮食的芳香;而江淮平原温差大,没有复杂的微生物群落,反而造成了酒香不比川酒但是甜柔胜过的姿态。
在具体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分类具备的合理性,比如北方酒基本受清香派汾酒的影响,就是因为气候类似,酿造技术也因此比较容易流通。再比如中原地带气候和地形复杂,所以酒的流派极其多变,产生了兼香、馥郁香和特香若干香型,这也和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兼容并蓄的模式很相像。
但是,在各区的地理中,往往还有意外发生。北方也有浓香,酱香大省也不乏成功的浓香,我们随即注意到了新的因素,就是市场因素,市场常常超越地理,成为新的主宰。不过这种主宰还是以地理为依据的,比如现在浓香流行,四川酒厂就成为全国酒厂的供应商,四川的酒人才也四处开花,包括新疆也生产浓香酒。
我们分类的办法是以酒为本,让酒回归于酒,按照区域的地理历史特征来考察酒类。中国酒的变化往往有超出预料的地方,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推崇的口味,伴随着口味的流行,而衍生出无数的新酒种类,不过不管怎么变化,地区的风土不变,历史沿袭不变,则酒与地区的关系,也不会轻易改变。
九酝成佳—中国酒酿造源流
谁酿造了中国酒,以及它如何演变至今,是一种传奇。
“天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东汉三国之交,著名士大夫孔融这篇《难魏武帝禁酒书》,以瑰丽狂放的文笔与汪洋恣肆的想象力,不但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佳作,也成为中国数千年酒文化精神的浓缩与注解。
与其他世界上的古老文明一样,中国历史记述的源头仍然要追溯到各种上古的神话传说,并将各种伟大文明成果的发明归功于半人半神的先代英雄。酒的发明被归功于两位圣贤仪狄与杜康(少康)。仪狄是夏禹时代司掌造酒的女性,《战国策·魏策二》卷二三中记载:“昔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训”中也提到“后翟耕稼,仪狄作酒”。而少康,则是传说中夏王国的第五位国君,《说文解字注》一卜四篇下中有“少康作林酒”的记载:“古者少康初作箕帚、林酒。少康,杜康也,葬长垣。”可见,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夏,已经拥有相当规模的酿酒工业。但是,这只是开始。
“献酬交错,礼仪卒度”:酒与商周时代
然而,根据近现代考古发现的结果,华夏文明与酒的渊源,较之神话传说中界定之时代,显然要早许多。一旦以采集养殖为基础的农业文明发展到拥有粮食谷物余裕的程度,即为酒精类饮料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在距今五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陶器中已经发现了特定的饮酒器型“斝”与大量炭化粮食颗粒。到了1979年,考古学家于距今4300至2500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陵阳河遗址墓葬中,发掘出土了上千件陶器,用作饮酒的高柄杯多达几百件,还有沥酒漏缸、接酒盆、盛酒瓮、盛贮发酵物品的大口尊,似乎可以看做是中国酒文明之真正源头。
与敬重鬼神,生活风气开放的商代不同,取而代之的周朝似乎更专注于祖先崇拜与礼仪典章制度的建立。《周礼》中出现了专门管理酿酒的酒正,职责就是负责监督、生产周天子王室日常饮用、祭祀之“公酒”。其中泛齐、醴齐等五者,实为酒液发酵变化的五种征候,“醴齐”指谷物发酵时,糖化作用趋于旺盛,逐渐有香味缓慢溢出,酒气开始向外扩散,酒液与酒渣混为一体,可以共同食用,即今日的“醪糟”;“盎齐”指发酵过程加剧,气泡既多且大,胀裂时发出很大的声响;“缇齐”指随着汁液中酒精成分的不断增加,酒液的颜色由黄转红。在成酒品相的分辨上,也有“事酒”、“昔酒”、“清酒”三种标准:“事酒”为临时酿造之物,酒精浓度较低;“昔酒”为早已酿造好以供日后饮用的酒,酒度稍高;最高等级的为酿造后存放时间长,且经过过滤工序的“清酒”,通常用于祭祀等重大仪式。
在酿酒工艺技术标准上,周代《礼记·月令》中叶有详细六条记载:“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法,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意即酿酒所需谷物必须精选,酒曲的使用要达到最佳的发酵度,酿造过程中,浸泡谷物,蒸煮原料等工序必须用心,保持其清洁与温度,防止其它杂质进入酒料,并选用优质的酿造用水。
周朝是先秦时期酿酒业发展的成熟阶段,在制曲方面,亦有所突破。《周礼厌宫·内司服》里提到过一种供王室专用的礼服,称“鞠衣”。汉代郑玄作注曰:“鞠衣,黄桑服也,色如鞠尘,象桑叶始生。”古代“鞠”字(因避祸改为“麯”,以“麦”为意符)通“曲”,鞠即指曲。在当时所制造的酒曲中,黄曲霉占有很大比重,它的糖化效力明显,用之行酿。可以相应减少用曲量。黄曲霉抱子的颜色是黄色的,仿佛发芽的桑叶,脱落后犹如尘埃般扬动。这种鲜丽的颜色备受王室成员的推崇。
归来酌美酒,挟瑟上高堂:战国秦汉时代的酒
西汉立国初年,由于秦亡逐鹿之际战火连绵,百业凋敝,亟待休养生息,鼓励农桑以固国本,所以曾有严令禁酒,《文献通考》卷十七曾载:“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虽然西汉中期之后,公私酿酒业逐渐勃兴,但一遇灾荒之年,历代汉天子仍会以酿酒靡费米谷,助长奢侈为理由,下诏禁酒。
然而随着汉初修养政策的延续和经济的恢复,到了西汉中期,酒业生产规模比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私人开办的酒肆作坊在都市和乡镇分布极广。随着酿酒业的兴旺,酿酒工艺在汉代也有了极大改进,先秦时代酿酒,兼用曲、蘖两种酒母,到了汉代,以蘖酿造的醴逐渐消失,汉人制曲,多以麦为原料,有大麦、小麦、细饼等多种酒曲,制曲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将加湿的曲料在竹席上平面弹开,以便繁殖菌体,称之为“溲曲”,然后即开始将曲料制成饼状。按照《汉书·食货志》中的配方,酿酒过程中曲料与谷料比例为“一酿用粗米两斛,曲一斛”,而到了东汉末年,随着酒曲质量的改进,谷物与酒曲之配伍能够上升至12∶1。北宋学者沈括分析说,汉人之所以能饮一石而不醉,奥秘就在于当时酒曲质量有限,产量过高,导致所酿之酒“粗有酒气而已”。2003年,陕西西安市北郊发现三座汉墓,其中一号汉墓年代为西汉,出土一件保留有26公斤西汉原酒,通体鎏金,凤鸟纽的汉代酒锺;根据取样分析测试,西汉原酒的度数仅有4度左右,酒色为翠绿色,为唐前我国古代谷物酿酒的标准成品色泽。尽管度数不高,但汉代谷物酒的种类已经多种多样,按照原料命名者有稻酒、黍酒,而依据配料香料命名的有椒酒、桂酒、菊花酒与用各类花卉配酿的百末旨酒等,但从大体上看,凡是酿造时间短,用曲少,成酒浑浊的都称为“醪”,从外观上看,表面往往浮有一层米醉中万事一浮萍:放达狂渭的魏晋时代
魏晋之交,中国酿酒业也随中原“正朔”南迁,由于南方相对稳定,物产丰富,承平日久,也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新中心。京口古镇位于江南要津,面对扬州,由此成为南朝长江防御之重镇,北方流民也多迁居于此,以流民组织训练的“北府兵”亦成为淝水之战以及日后东晋朝廷倚仗的精兵悍卒。著名权臣桓温即有“京口酒可饮,兵可用”的言论流传,东晋干宝《搜神记》曾记载有“千日酒”传说,号称“只此一杯,可眠千日”,虽然传说荒诞不经,但也反应出魏晋之际中国酿酒业技术进步的水平。在酿酒时,魏晋时期的酒户会选择黏性大,出酒率高的“秫”(糯米)为原料,并在种植时人为地将食用谷物与酿酒谷物分开种植,陶渊明在出任彭泽县令时,曾命令“在县公田悉种秫谷”以便“令吾常醉于酒矣”。
与此同时,系统性记载阐述酿酒技术的著作也告诞生:北魏时著名农学家贾思勰编著的农书《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10种制曲方法。可知在当时块曲的制造已经使用了专门的曲模,并加入桑叶、苍耳、艾叶等药材。而此书中的造酒法则多达43种,虽然工艺大体相同,属米酒酿造,但在曲种选择、原料比例、入酿时间方面各不相同。贾氏首先提出时令与季节的重要性:“河南地暖,二月作,河北地寒,三月作。大率用清明节前后耳。”对于酿酒用水的质量,贾氏也有基于作坊经验与地理考察所得的结论:“初冻后,尽年暮,水脉既定,收水则用”,从现代角度看,十月冬水,水温偏低,水中浮游生物与有机杂质数量低,水质清澈,降低了酒体酸败的可能性。在强调了水质对酒体的重要性后,贾氏继而指出,开春气温转暖后,是酿酒的最好时机:“皆需煮水为五沸汤,待冷浸曲,不然则动”,首次提出了连续将水烧沸五次,杜绝微生物的原始间歇性灭菌法。
有了这样的理论性执导,魏晋时代无论南北,名酒辈出,有河东酿制“清白若涤浆”的桑洛酒,洛阳有“饮之香美,醉经数月不醒”的白堕酒,山西蒲州以高质量麦曲掺和桑叶、苍耳酿造的河东酒。
滓或曲滓,状若浮蚁,反之酒度较高,酒液清澈者皆为“清酒”。
豪气万丈,大千锦亮:唐宋佳酿与帝国盛衰
从今天来看,唐、宋可称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第二帝国”时代,其强大壮盛、对外开放与交流程度超越秦汉“第一帝国”。630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当日高祖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凌烟阁置洒庆贺。上皇自弹琵琶,皇帝则当众起舞。兹后唐军又攻占西域诸国,使中国威势达到葱岭以西,与波斯及印度接触。。
唐代的酿酒技艺较之魏晋有了很大的进步,首先出现了以大米为原料,直接由曲母培养而成的红曲,有更强的糖化力和酒精发酵力。在收酒之后,唐人还发明了加灰法,即在酿酒发酵过程中的最后一天,加入适量石灰降低酒醪的酸度,防止酒液酸变。发酵酒成熟后,还要有“取酒”环节,滤去酒糟渣滓,所用器具一为“槽床”,一为“酒篘”,过滤后的液体称为“生酒”或者“生春”,已经可以饮用,但为了抑制其中的活性微生物继续酵变,破坏酒质,但汉晋以来通用的高温煮酒法会破坏酒液本身的味道,所以唐人就开始尝试低温加热处理的烧酒法。《太平广记》引用房千里《投荒杂录》,记载了这种低温烧酒法,即将生酒装满酒瓮,以泥土糊其盖,以小火慢慢加热,不时要揭开盖子,适当散发热气,避免温度过高。
随着工艺的进步,记于史册的唐代各地名酒也较之前代为多,李肇在《唐国史补》卷下中有非常详实的记录,包括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干和等。与之相对,唐代瓷制酒器的品类也非常丰富,样式新颖奇特,主要有联体壶、执壶、盏、注子、杯、碗、盅、双耳瓶。据载,中唐时期曾被杜甫称为“饮中八仙”之一的李适之,家中所藏酒器就有九种之多,即“蓬莱盏”、“川螺”、“舞仙”、“饱子危”、“慢卷荷”、“玉蟾儿”、“醉刘伶”、“东溟样”等,且各种酒器上都印有精彩的人物故事与翱翔生动的飞禽走兽。
尽管有五代之短暂纷乱,但宋代旋即继承了唐代文化遗产,并将兴旺再次延续达两百余年。宋人之嗜饮,较之唐代,有过之无不及,《宋会要辑稿》(食货)中曾说“十家之聚,必立课程,比屋之间,俱有酝酿”,用以形容民间私酿之发达普及。浙江吴兴人,北宋元祐三年进士,官至奉议郎秘书的朱肱在其《北山酒经》中记载,北宋酿酒业在用曲方法上采用了“连渣拌饭法”,即把米淘洗干净,蒸成饭,令其极冷,然后连同曲渣一起投入,充分发挥曲渣中有益霉菌的作用。四时用曲各不相同,春冬酿造周期长,曲要捣作小块子,像骰子或皂子大小,如此则发酵有力而使酒味醇浓;秋夏酿造周期短,则曲要略细些,为的是曲和米能很快接触而使酒成熟的快。
在两宋财政全盘商务化的大背景下,酒业遂成为朝廷主要之税源,根据《通典》记载,熙宁十年,全国官属酒务衙门即有1839个,遍及州府县各级行政机构,并大多设有造酒作坊直接进行售卖,称之为“官権”,民间禁止私自制造酒曲,并实行“买扑”制度,即由大酒户出钱承包酒税,这一政策只有在边远地区有所松弛。
官营酿酒机构,宋人称为“官库”或“公库”,其酿造的公开出售酒类称为“官酒”,绍兴年间进士,著有《六经解》的唐仲友做台州知州时,“公库每日货卖生酒,至一百八十余贯,煮酒亦及此数”。以此推算,台州一州,每年官库酿酒售卖收入就能超过10万贯,在此等丰厚利润的驱动下,宋代的官库酿造一直在加大生产规模,即便在南宋偏安一隅时也是如此。北宋立国之初,在京城设置光禄寺,专门负责朝廷国事祭典与饮宴用酒,由于质量上乘,需为官达到一定品级才有资格享用,大诗人黄庭坚入仕之初,由于品级低微无法享用,只能赋诗“无因光禄赐官酒,且学璐公灌蜀茶”,以遣心中不平,后终于有幸得饮,旋即便写下:“翰林来馈光禄酒,两家水鉴共寒光。”
除了用曲,宋代四川酿酒工业还创制了烘酒制法,使得宋酒出现了“小酒”与“大酒”之分。所谓“小酒”,即“自春至秋,酤成即鬻”的一种“米酒”,所用原料为“酒米”。这种酒,显然只是在气温较高,微生物(酵母菌等)容易繁殖的“自春自秋”之际能够酿造。历代酿造米酒(发酵酒),都主要在这段时间里进行。从泸州一带酒料谷物的实际情况来看,在这个月里,上年收获的高粱已经渐次用完,新的高粱又还没有登场入仓。因而酿造小酒的原料只能以糯米为主。这种由粳稻脱粒的糯米,在川南和黔边被称做“酒米”,广泛种植,总产量是很大的。从“小酒”的酿造和发售上看,是随酿随卖,发酵和老熟的周期都很短,不需要“老熟储存”。所以这种“小酒”,就是传统的发酵酒(米酒、黄酒)。
总之白酒文化是花样繁多,而有些酒更是在宣扬几种文化概念,制造着各种酒文化,要让消费者记住你,你必须让他先感受到你的文化取向。有句话说得好:对于造酒而言,实在是一件不但用五谷之粒、青山之泉,还须用生命之元气、文化之心魄的事儿。因此靠宣扬独特的酒文化而成就一个大品牌的例子屡见不鲜。从孔府家到金六福,从小糊涂仙到酒鬼酒,再从水井坊到舍得,都是在一定的时期引领白酒文化的强势品牌。 我们说的酒文化不是以唯美的角度空谈虚无的伪文化,而是在实质上探寻白酒消费发展的脉络,设计最超前的文化概念引领白酒消费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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