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雍时期，人多地少，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其后继位的乾隆帝对此忧心忡忡，他在鼓励垦荒以尽地利，禁种烟草以广耕地，大力推广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同时，一再晓谕不可浪费粮食，寄希望于开源与节流并举的方式，化解“人口众而货物寡”的矛盾。以限制消费、节约粮食为目的的禁酒、禁曲政策，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纵观我国历史，禁酒法令屡见不鲜。周公作《酒诰》以禁酒，是担心因嗜酒而伤德败性；汉朝禁止民间造酒，强力推行榷沽制度，则是受垄断酒类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所驱使。汉唐以降，*时因“酒耗民食”而屡颁禁令；然迄清代康雍年间，禁酒之令尚属“歉岁禁酒而丰岁开通”的权宜之策。乾隆初年所颁布的禁酒令，则标志着禁酒政策由此前的暂时性举措，变为一项后世严格执行的成文法规。
    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奏称，西北五省（即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每年因造酒而耗费大量粮食，北方平原素无塘堰以资灌溉，粮食生产本来就少，且水上交通不便，一遇荒歉之年，运输甚感艰难，岂能任“岁耗千数百万石之谷”？方苞还认为，酒不但能“耗民财，夺民食”，平民百姓还常因喝酒而起争斗、兴狱讼，乃至发生命案，“载在秋审之册，十常二三”，因此不能不加以严禁。他进而提出对策：“禁造烧曲，毁其烧具；已烧之酒，勒其自卖；已造之曲，报官注册。”对那些“逾限而私藏烧曲烧具、市有烧酒者”，一旦发现，随即对地方官做降职等严肃处理。
    乾隆二年（1737）五月，乾隆帝基本采纳方苞的建议，严令直隶等西北五省酒商禁造烧酒，并在上谕中历数禁酒的种种理由与好处，大致有：养民之政，莫先于储备，以使粟米有余；欲使粟米有余，必先除去耗谷甚多的烧酒。而烧酒之盛行，则莫如河北等五省。因饮酒有害而无益，乃祖乃父酒禁綦严，只因官员阳奉阴违而未收实效。与其禁于已饥之后，节省于临时，不如禁于未饥之前，积贮于平时。如果禁酒，北方五省一年可多千万余石米谷，禁酒有利无弊。因此，乾隆帝下令五省永禁造酒，“至于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如何从重治罪，其失察地方官如何严加处分之处，著九卿即行定议具奏”。

　我国古代历朝多曾实行过酒禁，然而大多只是为了与民争利而实现国家垄断造酒，非为百姓生计着想。乾隆帝严行酒曲之禁，则不是为了从中牟利，而旨在通过限制消费而节约粮食，以解决“地利有限而生齿无穷”所带来的困境，这是与此前历代禁酒的根本区别所在。按照当代学者范金民的统计，乾隆初年我国每年因制造普通烧酒所耗粮食至少在3000万石左右，而当时我国的常平仓的贮粮数，大致保持在3100余万石。这就是说，当时烧酒耗粮，几乎等同于常平仓的存谷额，数量惊人。